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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城池一直是战争双方争夺的关键据点，攻守双方各显神通，运用各种计谋与战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历史战役。
那么，在我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夏商周时期，城池尚未完全发展完善之时，他们又是如何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的呢？
很久以前，远古时期的先民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三五成群，依靠捕鱼和打猎为生。随着人口逐渐增多，猎获的食物也日渐丰富，但这些食物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携带保存。于是，先民们开始寻找合适的地点，将食物储存起来，久而久之，他们便在此地安定下来，形成了最初的定居点。
这些定居点大多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既方便生活用水，也便于农耕。但水源附近往往也是猛兽的栖息地。为了防止野兽的侵扰，先民们用树枝和木杆扎起了篱笆，将居所围了起来，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小村落。
展开剩余89%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持续增长，小村落的居民捕获的猎物越来越多，开始出现了多余的食物与其他群体交换所需物品的现象，这就是“以物易物”的早期贸易。
最初的交易通常发生在较大规模的部落或氏族营地中，随着时间推移，交易的商品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大。到了夏商时期，逐渐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市集”。
据古代传说，“因井为市”，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多个部落就已经掌握了凿井技术，井的发明使先民不必依赖河流而能选择更广泛的定居地。因此，市集通常设在居民聚集的水井附近。
不过，那时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携带物资跨部落交易，通常是像商人祖先王亥那样有一定身份的奴隶主才能进行跨部落贸易。
较大的集市往往成为奴隶主和贵族聚居的中心。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他们在篱笆的基础上修建了更高大坚固的围墙，并开挖深沟壕涧，形成了初步的城池结构。
有说法称“因城而市，因市而城”，总之，这些发展最终促成了古代城市的雏形。
城市以城墙为边界，通常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被称为“城”，是皇帝和高官的居住地；外城称为“郭”，则是普通百姓生活的区域。
古代城市最核心的要素是城墙，只有被城墙包围的区域才算得上真正的城市。虽有极少数城市未筑城墙，但这属于例外。
早期的城墙多为夯土结构，区别于后世的砖石城墙。夯土城墙防御功能有限，且易遭雨水冲刷破坏。守卫一座城池由此并非易事。
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统治者不得不倾注大量心血和财力，建构完整的防御体系以抵御外敌入侵。
据文献记载，“鲧作城郭”，“夏鲧作三仞之城”，“鲧筑城以卫君，造城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可见夏朝时期已有初具规模的城墙环绕的城市。
如夏邑、安邑、纶邑、阳城、斟鄩、帚邱、斟灌等城市，皆由世代居住的大型村落发展而来。夏代统治者还在部分城市兴建宫殿，彰显统治地位。
关于夏代防御体系的建设美牛股，河南新密市的新砦遗址具有代表性。
新砦遗址面积约百万平方米，设有外壕、城垣与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群。该遗址分布在嵩山东部区域，西不超过登封，南不越禹州，北临黄河，东至郑州。
通过碳14测定，其建设时间介于公元前1900年至前1700年之间，正处于夏朝统治时期。
有学者认为新砦城址可能是夏启的居所，亦或是夏邑的都城。
其能够成为都城的依据包括：三重巨型壕沟环绕的夯土城墙，明显的工坊区域，以及贵族宫室的分布，至少容纳数千居民。
这些迹象表明，这里曾聚集过一个繁荣的城邦式部族联盟，可能处于早期国家或王朝形成阶段。
其统治范围以黄河为北界，嵩山为西界，颍河与双洎河为南界，贾鲁河为东界，构筑起一个以高山与大河为天然屏障的外部防御体系。
嵩山以北还有“花地嘴遗址”，发现了四条环壕和环壕东南大门，但由于遗址破坏严重，尚未发现确凿的城墙遗迹。
新砦期遗址之后，二里头文化一期主要向花地嘴遗址西部、嵩山以西的豫西地区扩展，显示豫西地区部族势力较强。
无论如何，花地嘴遗址显然是为了保护新砦都邑而建，防御意图十分明确。
进入稍晚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期文化主要集中在洛阳盆地，西有崤山、熊耳山，南有汝河，东有贾鲁河，北临黄河。
位于夏都二里头遗址南部的平顶山蒲城店城址似乎肩负着镇守南方的重任。
二期文化时期，统治者向四面扩展，除保持平顶山蒲城店城址外，还新建了军事重镇如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
二、三期文化交替之际，形成了具有强防御功能的环壕聚落，东部出现多座军事城址或环壕，明显与“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等重大历史事件后加强对东方夷族防范有关。
三期文化中，1号、2号、4号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纷纷建成，统治者继续向南扩展，平顶山蒲城店城址被废弃，但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继续使用。
四期文化时期，夏国家范围基本确定，东、南、西三面防御体系稳定，北部则以汾河、太岳山、太行山、沁水、黄河和济水构筑起一条东西绵延数百公里的天然防线。
据《史记》记载，武王曾言夏都“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吴起也描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些地理描述与夏末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高度吻合。
总体而言，夏代统治者依托高山与大河，构建了互联互依的天然防线，同时在防线内修筑城垣和环壕等强防御设施，承担着守护都城、防范外族入侵的重要职责。
商代时期，商王朝的疆界并不十分明确美牛股，统治者并非仅沿边界布防，而是通过多种手段强化整体防御能力。
首先，商代极为重视王都和方国的城郭建设。
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殷墟等遗址均发现了高耸的城墙和深壕，选址多考虑军事防御，择地多依赖易守难攻的天然地形，且靠水靠山。与夏代类似，城池选址还优先考虑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业和物资供应。
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的筑城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偃师商城的土墙厚度达19-25米，最厚处甚至有40米之巨。
这些城墙以夯土为主，底部宽广，上部逐渐收窄。即使一些城址未发现城墙，通常都有深达5至10米的壕沟环绕。
如此庞大的建筑工程，显示出对建筑技术的高要求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足见统治者为加强防御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其次，商代注重提升地方防御能力。
商都及其周边大片土地是商王的直接统治区域，称为王畿。
王畿以外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土”，由臣服的侯伯管理。
四土之外则是更为松散的方国和部族，这些势力与商王朝的关系时而友好，时而敌对，随商王国力起伏而变化。
为巩固统治，商王频繁派遣王室贵族带领家族和奴隶入驻新征服地区或“四土”，通过建邑垦田、驻军设防，形成密集的统治据点。
甲骨文中频繁出现“某来告”的记载，表明这些外驻的贵族和侯伯不仅负责边防，还需随时向商王汇报敌情，成为商王决策的重要依据。
边境如有异动，戍边诸侯会迅速报告商王，并按命令组织防御；若敌军强大，商王则派遣王师或调动封国军队支援。甲骨文中对此有大量记载。
通过这一制度，商王朝建立了严密的边防警卫体系，保障了王畿的安全。
然而，早商时期的主要城址几乎同时被废弃，学界普遍认为这与商王仲丁之后发生的“九世之乱”密切相关。
以商王朝当时强大的军事力量，绝无他族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摧毁其核心防御体系，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内部权力斗争和内乱所致。
武王灭商后，实行分封制，授予王室贵族以管理征服地区，从而巩固周王的统治。
西周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设城池设防，形成遍布的防御网络。
如周公在洛邑修建王城，大大小小的封国也相继筑城。史籍中记载，城墙上筑有女“陴”，又称“堞”，
王城每面设三门，门外设有曲城“闉”（即瓮城）；城墙四角建有高出墙体的屏台，这是后来角楼的雏形。
城墙外环绕水濠，统治者还巧妙利用山川地形，修筑城郭，防御系统完善。
西周的畿内范围清晰，宗周（丰镐）和成周（洛邑）成为核心。
宗周设立“六师”，成周设“八师”，分别负责保卫京师并防范西北和南东方向的蛮夷入侵。
除了筑城设防，西周还在重要交通要道和险要地形修建关门关塞，控制交通，阻止敌人侵入。
《周礼》中记载的“司关”、“司险”、“掌固”、“掌疆”等官职，均承担军事防御职责。
如“司险”负责监控边疆要塞，必要时封堵交通，禁止无证通行，只有持节者方可通过；“掌固”则利用地理优势筑堤挖沟，植树设障，强化边界防御。
此外，西周十分重视道路建设，道路分等级管理：
“小径”为最细小的小路；“畛”为田间小道；“涂”为井田堤上的道路；“道”指较宽阔的区域间主干道；“路”为最高等级，连接王都与诸侯国的交通干线。
道路区分“国涂”和“野涂”，分别指京城及郊区道路与畿外道路。
不同等级的道路保障军队快速调动，实现“兵贵神速”，为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保障。
综观夏商西周三代，从国家萌芽期的夏代开始，统治者便依托山川地理优势，构筑由外及内的多层防御体系。
众多城址和环壕在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商汤灭夏，必须先削弱夏畿内关键方国葛、韦、顾、昆吾的势力，攻克大师姑、望京楼等城址，这些是夏都的重要屏障。
同理，“小邦周”得以趁商朝内乱、畿内防御松懈之机，以数万兵力击败拥有数十万军队的“大邑商”，亦是基于此防御体系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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